晋察冀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分为北岳、冀中、平北、冀热辽四个行政区，共108个县。

　　1937年11月，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成立，次年1月，在河北省阜平县建立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这标志着八路军第一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正式形成。

　　1941年8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晋察冀边区军民的反“扫荡斗争”拉开了序幕。

　　日本侵略军在百团大战中遭到沉重打击后，不甘心失败，于1941年开始实施“治安强化运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和“讨伐”。1941年至1942年，在“扫荡”华北根据地时，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的，达150次左右；在同一地区有时反复“扫荡”达三、四个月之久，并且还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大敌当前，晋察冀军区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和敌情的变化，进行了反“扫荡”的政治动员和军事准备，并发动根据地民兵和群众参加到斗争中来。

　　在两个多月的反“扫荡”作战中，晋察冀军民共作战800多次，消灭日伪军5500多人，涌现出了许多像“狼牙山五壮士”这样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人物。

　　儿童团

　　1937年9月至1942年10月，晋察冀边区的儿童组织发展很快，仅北岳区1941年的统计，有组织的儿童就近25万，但组织名称并不统一，有的叫儿童团，有的叫少年抗日先锋队(简称少先队)。他们在抗日青年联合会(简称青联)的直接领导下，站岗、放哨、送信、送情报、优待抗属等，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抗战工作，仅完、唐、曲阳三县的儿童，四年多的时间里，就抓住90多个汉奸。除此之外，还参加了扰敌、修筑交通沟等活动，常常受到边区政府的表扬和嘉奖。

　　1942年5月，为了适应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北岳区第四次青联代表大会曾决定:取消少先队和儿童团，建立统一的童子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同志，在《写给边区童子军》一文中说:“本来，童子军是一种国际性组织，在中国有统一的编制与历史传统。我们改组过去边区儿童组织为童子军，一方面是要克服过去边区儿童组织分散的缺点，另一方面也是要适应全国全世界的童子军组织，使边区的少年儿童更有力量去反抗日本强盗，成为国际反法西斯的一环。”童子军理事会理事徐光同志，还特别强调:北岳区童子军是建立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内，是少年儿童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它与抗战前中国党化之童子军，有原则的区别。但这一改组，还只限在县和行政区一级的领导机构，基层的活动，仍然是以儿童团的名义出现的。

　　1943年，边区儿童组织领导人肖克同志明确地向边区儿童提出了三大号召和五不运动。三大号召是：积极入校学习；努力帮助家庭生产；按时出操上课。五不运动：不给敌人带路；不给敌人送信；不吃敌人的糖；不念敌人的书；不告诉敌人藏粮的地方。

　　儿童团员们在“五不运动中”的主要表现:

　　一是严守机密。完县野场村的王璞，行唐上房村的张六子，灵寿苏家庄的苏福贵，唐县的张小二，武强县的温三郁等等，一大批英雄少年，就是边区儿童团的光荣代表。温三郁家是个抗日家庭，干部、游击队员常在他家住宿，1943年冬的一天清晨，鬼子突然包围了村庄，三郁刚给住在他家的区小队盖好洞口，敌人就进了院子，他们刺伤了三郁的母亲，砍断了三郁的三根手指，逼着他说出藏区小队的洞子，三郁始终没吐出一个字，被边区政府誉为“儿童气节模范”。易县南岑村一个儿童，被敌人抓住后，问他八路军、村干部、粮食都藏在什么地方，他的回答只有三个字——不知道，鬼子把他举起来摔得半死，醒来还是不吐半点真情。最后，竟被鬼子当场刺死。这样的事例是数不胜数的，他们的英雄事迹，将永远记入抗日战争的史册。

　　二是不给敌人干事。1943年秋天，曲阳县有个村子，三十多名儿童团员被抓去修汽车路，还没等干活，就在一名儿童团团长的组织与鼓励下，全都逃跑了，并分散开来，巧妙地通过了敌人的据点，安然地回到了自己的村子。灵邱县十四岁的李顺香，被敌人搜山时抓住了，鬼子看他是个小孩，决定把他领回营房当苦力，李顺香觉得身为儿童团员给鬼子干事太丢人，就以给翻译官割马草为名，骗过伪军的岗哨，出了村子，回到自己家里。灵寿地区两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敌人强迫他俩到我根据地来搞侦察和往水井里投毒，可是，他俩一到根据地，就立刻向政府自首了。他们说，我们是中国的儿童，不能害自己的同胞。

　　三是不向鬼子说真话。1942年5月，敌人搜剿白苑山村，十一岁的张强和母亲走散，被敌人抓去带路，去找八路军藏东西的地方。开始张强故意不往藏东西的地方走，不料，一个藏东西的洞口竟被鬼子发现了，逼着张强爬进去看，张强在洞里一边爬一边喊:“太军，这里又黑又湿，什么也没有啊!”鬼子不信，张强叫他们自己进去看，其实洞口很小，大人很难钻进去，鬼子觉得没办法，只好走开了。晚上，张强找到了母亲，天真地说:“我摸到那个洞里有好多布匹，就是没说。”

　　四是不接受奴化教育。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长期霸占我国领土的目的，在武装侵略的同时，强行对我少年儿童进行奴化教育。他们在广大游击区里，办起了许多学校。动员甚至强迫少年儿童入学，但是，我们的儿童团员对敌人的侵略阴谋都给予了坚决的抵制。有的藏到山洞里，有的躲到了外地的亲戚家里，坚决不进鬼子的校门。行唐县有个叫牛国才的儿童团团长，为了不见鬼子的面，跟着父亲在外面躲了四个多月，直到家乡解放了，才回到自己的家。满城县一个姓殷的孩子，虽然被迫进了敌人的学校，但心里却恨着敌人，当老师讲到“共存共荣”的时候，气的把课本撕了。他最爱唱歌，但课堂上教的鬼子的歌，他却死也不开口。我们地下工作的干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我是儿童团员，我要听自己组织的话。”

　　五是瓦解鬼子和伪军。在灵寿县的游击区里，六个儿童在树林里割草，看见十几个伪军斜背着大枪，无精打彩地在大路上走，他们就大声喊起来:“咱们中国人给鬼子当兵真背兴，鬼子一出门打仗，总是把你们放在前边挨打，那是拿你们当炮灰，难道你们还不明白吗?八路军可欢迎你们过来呢，要不你们开小差回家也比给鬼子卖命好。”几个伪军被孩子们喊得站下了，一个端起了枪，又被另一个拉住了，第三天听说，真有一个伪军开了小差。有的县里的儿童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还到伪军的炮楼前去教唱:“炮楼高又高”等抗日歌曲和抗日歌谣等来动摇伪军的军心。他们有时还向伪军报告我军的胜利消息，或是报告某伪军家里的情况，转达家里人对他们投降反正的希望。这些都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1943年春，抗日战争虽然还很艰苦，但已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为了适应建设新中国的需要，党把培养有文化的新一代这一战略任务，提到了应有的位置。然而，由于敌人的破坏，和根据地人民对子女学习文化还不够重视，当时不仅学校少，而且儿童的入学率也很低。面对这一现实，阜平、广灵、平山、完县等地的少年儿童，普遍地开展了入学“突击周”、“突击月”活动，由于儿童组织严密，号召力强，儿童的入学率普遍的有了提高，阜平县八区，达到86%，完县的南峪村达到96%，平山县有28个村庄儿童的入学率都达到了80%以上，井陉县的洪河村，战前全村只有5名儿童上学，经过儿童团动员后，全村儿童都上了学。儿童们入学以后，学习的积极性都很高，出现了许多勤奋好学的好学生。平山县石盆峪村的李桂竹，家里生活困难，她就白天上学，夜里在家纺线，用卖线钱解决自己的书费。这样的事例在边区是到处可见的。

　　“帮助家庭生产”的号召，体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精神。它既是教育的需要，也是抗战的需要。儿童团员们帮助家庭生产的项目很多，他们在开荒、春耕、夏锄、秋收方面的农活；纺线、织布、编织、饲养等家庭副业；拾粪、积肥、打柴、打草等杂活以及植树造林、拥军优属等许许多多劳动中，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据1942年春天北岳区的不完全的统计，儿童团员们建造少年林579处，植树近36，000棵，开僻儿童菜园179处，拾粪480，000余斤。平西涞水县高小，30余名师生，在三天的时间里，帮助抗属下种30余亩，担粪百余担，每天都是天黑以后才回家，抗属们都十分感动。易县一个叫王俊儿的儿童，两个月的时间为家里织出13匹土布，解决了全家人的穿衣问题。1942年麦收后，平山县青联，在儿童中发起一次编草帽活动，仅在7月27日到8月20日的一个突击月里，就编出草帽1，160余顶。儿童们帮助家庭生产活动的成绩，还不仅仅在这些数字本身，更大的意义是对全边区的生产起到了相当的推动作用。1943年6月13日的《晋察冀日报》曾做过这样的报导:

　　“因为学生的生产搞得红火，对整个大生产运动都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他们每天早晨都按时打号令、喊口号催人们起床，检查懒汉、懒婆。完、唐、曲阳、阜平、灵寿等县的懒汉、懒婆在儿童团的督促下，都下地生产了……阜平有的村的妇女，认为纺线不易学，当她们见到自己的孩子拿回在学校里纺出的线时，便都自动地让孩子当老师，学起纺线来……完县北下邑村、工拨(变工)队起初搞不起来，后来看到小学生拨工省力又出活，群众才都愿意拨工了。因此，村里生产委员会还买了许多生产工具，奖给了儿童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