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区的天》创作的年份是1943年，而这一年也是全国抗日战争由战略相持阶段逐步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的转折一年。当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阵线转入了对法西斯阵线的进攻，日军在中国战场也逐渐丧失了战略主动权时，中国共产党经过有效贯彻“十大政策”，力量不断增强。到1945年春，我军发展到91万人，民兵220万人，建立了19个抗日根据地，人口达9500万，面积95.6万平方公里。同年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发动了强大的夏季攻势，逐步实现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1945年8月，随着苏联对日宣战，我各路大军迅速转入大反攻，仅8月11日至10月10日，即歼敌23万人，收复城市197座，解放人口1800余万。

　　国际局势

　　1943年9月8日，意大利宣布投降，并投入同盟国一方。从此，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实际上解体，日本法西斯更加孤立无援；1943年11月，美英中三国政府首脑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埃及首都开罗开会，通过《开罗宣言》，要求战后日本归还占领中国的所有领土，包括台湾及其附属岛屿。

　　全国战局

　　从1943年7月开始，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1943年10月和1944年5月，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在缅北、滇西开始反攻作战；1944年5月，由卫立煌将军指挥的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起滇西反攻，先后攻克日军坚固防守的松山、腾冲、龙陵，收复西南失地。成为日本在中国战败的转折点；1945年1月27日，中印公路完全被打通，两军会师于芒友。至3月，反攻胜利结束。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在缅北、滇西反攻中，解放缅甸领土8万余平方公里，收复滇西失地8.3万平方公里，共毙伤日军4.8万余人，基本消灭了日军第18、56师团。

　　局部战区

　　1938年10月，日本军队占领武汉后，改变其侵华政策，逐步将主要军事力量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国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诱降面前，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经费。加之华北等地连年遭受自然灾荒，致使整个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发生极大困难，军队供给濒于断绝，陷入没粮吃、没衣穿、没被盖、没经费的困境；1941年，由于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和“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解放区(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发生了极为严重的困难；1942年底，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党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1938年隆冬，在八路军连以上干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那段著名的演讲：“现在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怎么办？我看只有三个办法，第一是革命不下去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是不愿解散，又没有办法，大家等着饿死。第三就是靠我们的两只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接着他挥动右手，有力地向下一砍：不要解散，也不愿饿死，那就只有自己动手。大封锁逼出来一个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上到总司令，下至７岁小孩，人人成了生产能手。中央机关在分配开荒任务时，起先考虑到毛主席工作太忙，没有给他分。毛泽东知道后指出：“大生产是党中央的号召，边区政府的决定，人人都应该参加，我怎么可以置身于运动之外，袖手旁观呢？”毛主席的意见被采纳了，只是因为他不能走得太远，便在杨家岭他居住的山脚下分了一块地。地虽不多，但靠近河沟，地板硬，石头多。工作之余，毛主席就扛起镢头去挖。地整好了，种上了辣椒、西红柿、土豆、南瓜等蔬菜。由于地整得细，肥上得足，草锄得勤，地里的菜长得格外好，除自己吃以外，还送给周围的同志。1940年5月，朱德总司令员从晋东南抗日前线返回延安后，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领导边区的经济建设上。他亲自勘察南泥湾，命令八路军359旅开赴南泥湾，执行“屯田政策”。周恩来经常工作在大后方——重庆，在百忙之中组织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种菜、养猪。有时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也抽出时间参加生产，他的右臂曾骨折，使不上劲，就摇起纺线车。他纺的线又匀又细，被评为“纺线能手”。中央领导同志以身作则，以普通战士的身份参加生产劳动，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生产热情。1941年春，王震旅长带着359旅官兵，在生产工具、技术落后的情况下，指战员们以“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雄心壮志，高唱“开荒好似上火线，要使陕北出江南”的战歌，开进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短短3年时间里，开荒10万亩，到1943年，粮食、经费全部达到了自给。）

　　进入抗日战争之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许多重大的政策调整：

　　土地改革赢得了解放区老百姓的大力拥戴

　　自1927 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之路，建立农村根据地就成为这条道路的主要内容。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要在农村开展革命，就必须动员与组织广大农民。而旧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占农村人口总数不到10%的地主、富农约占有农村70-80%的耕地，而贫农、雇农和中农，则因耕地不足受到剥削。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的关键，解决了纠缠中国农民几千年的土地问题。

　　在陕甘宁等解放区，将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这是一个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政策。使农民减轻了负担，得到了物质利益，也使地主富农的根本利益没有受损。这一政策的执行，使抗日根据地的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于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土地改革是中国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暴风骤雨，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前所未有的变化。也涌现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像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真实、细致、具体地表现了在时代的风暴面前各阶级、各阶层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这部长篇里塑造了以张裕民、程仁为代表的可爱的先进农民的形象；以地主钱文贵、胆小绝望的李俊等为代表的反面人物形象。通过近四十个鲜明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使作品比同类题材作品更加深刻地体现了这样一个重要思想：土地改革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不但以极大的威力改变着中国农村社会几千年的旧秩序，也改变着各阶层人们的思想、性格和伦理观念。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重点描写了抗日时期在改选村政权和减租减息斗争中农民和地主之间复杂尖锐的斗争，准确而真实地反映了农村各阶层的心理变动。其中主人公李有才是一个以板话为武器与地主阎恒元作斗争，并于最终机智地夺取了胜利的新农民形象，塑造得很成功，血肉丰满。）

　　民主政府团结了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最大程度联合抗日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这意味着政权不再仅仅归属于工农，而应归属于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党派。1936年9月，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又将“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并指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不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到1940年初，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已普遍建立了包括各抗日阶级、阶层、党派和团体在内的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总结抗战以来根据地政权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争取和团结各界人士共同抗战，首次在党内正式提出了“三三制”政权建设思想。即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三三制”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制度，团结了各抗日阶级、阶层，争取了中间力量，孤立了顽固势力，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三三制”的实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其中最突出的，是使边区各级政权有了广泛的代表性，有力地调动了社会各界团结抗战的积极性。一些跑到敌占区的地主开始回乡，乡绅富商也有了在根据地投资经营的积极性。华中根据地实行“三三制”以后，原地方精英与新四军和抗日政权出现了少见的融洽气氛，特别是一些被选进或者聘任为参议员和区代表的乡绅，表现出空前的抗日热情。乡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以后，减租减息的阻力也相应地减小了。另外，“三三制”也使边区政权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大大加强，提高了边区各级政权机关的工作效率。（1941年1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改变了第一届参议会选举边区政府负责人全部是中共党员的状况，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三三制”的政策。选举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开明绅士李鼎铭为副主席。在选举边区政府委员时，当选的十八人中本来有中共党员7人.由于超过了“三三制”的规定，德高望重的徐特立主动申请退出，然后按得票多少的次序，改由一名党外人士递补当选。议员代表李丹生在闭幕会上发言说：“共产党说到做到，以信义昭示天下，则天下都是你们的。”李鼎铭副主席认真地说：“我原本不愿出来做事的，是受到毛主席在参议会上的演说的感动才出来的，在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鼓励下出来的。”许多足不出村的小脚老太太，都骑着毛驴，翻山越岭，赶到选举地点。为了使不识字的选民能够行使选举权，不少地方还使用了“碗里放豆”、“香头烧洞”等便于操作的选举方式，开创了“草根民主”的先河。）

　　延安文艺座谈会让文艺工作者走进群众，服务大众

　　1937年抗战爆发前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战争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各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海内外许多知识分子和作家来到延安和各根据地，这些地区陆续成立了各类文艺团体，出版多种文艺刊物。在根据地的民主气氛之下，文艺运动呈现出活跃的景象。先后来到根据地的作家创作了一批新作品，在思想上、艺术上有新的发展。群众文艺活动也开始蓬勃发展，各地组织了许多农村剧团，编演反映根据地军民生活和斗争的戏剧。群众性写作活动，也得到热烈的响应。

　　但当时取得的这些成就，还不能完全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从城市来到根据地的作家，一般存在不熟悉工农兵生活，不懂他们的语言，以及作家所运用的文学形式与工农兵群众在艺术趣味和欣赏习惯上有隔阂等问题。对于如何克服这些弱点，当时延安文艺界还存在一些思想分歧，诸如应该首先努力表现根据地的新生活还是为“大后方”服务，怎样处理歌颂根据地的光明面和批评其阴暗面的关系等问题。争论的双方，都有些形而上学的论点，或倾向于全盘接受，或倾向于全盘否定。作曲家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抗战歌曲永不满足的渴求，起初仍不得不“旧瓶装新酒”，于是“就产生了许多利用农村小调配以新词的新的群众歌曲，以及模仿小调的新作品”。这类作品在1939年前后盛极一时，各地传播最广的有张寒晖填词的《去当兵》,范大块填词的《王家庄》等。但历史的发展是曲折前进的。1942年以前，中国解放区的文艺(包括音乐)成绩斐然，但也出现一些问题。例如,热衷于演大戏,而“对于活泼生动的边区生活不感兴趣，缺少政治责任感”。其次是脱离群众的“关门”提高。因此，“需要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毛泽东)。

　　经过一番准备,1942年5月2日至23日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座谈会上先后两次做重要讲话,针对延安文艺界的现状和问题，联系“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从马列主义理论的高度,科学地阐明了文艺工作的方向、道路问题，指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说:我们的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将文艺工作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5月30日，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师生们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去学习”。并且指出“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人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

　　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众多文学艺术家纷纷下乡，深入生活。1943年春节，勃然兴起的延安新秧歌运动，形成一股空前的群众性文艺热潮。新秧歌的内容取自人民的现实生活，洋溢着清新、火热的气息，大受群众欢迎。音乐工作者分赴米脂、绥德、安塞、三边、盐池等地采风，同农民生活在一起，劳动在一起，拜他们为师，记录他们的心声。不仅搜集到数以千计的陕北民歌，为日后的音乐创作准备了丰富的素材，而且看到了新的民歌在群众中诞生，认识到人民中蕴藏着的艺术创造力，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在这些新民歌中，首屈一指的要推李有源的《东方红》。与此同时还有汪庭有创作的《绣金匾》。当时，陕北群众自己编的歌,著名的还有孙万福作词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等；文艺工作者填词的则有张寒晖的《军民大生产》等。与抗战初期的《送才郎》等等不同，它们所采用的旋律不是流行的小调，而是来自社会的底层，更为质朴、刚健、清新，犹如吹进乐坛的一阵清风。（这个时期也涌现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像是《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香香》等，通过描写解放边区人民生活的真实情况，让外界认识解放区内民主政权和活跃的新思想。）